杜哲元: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再辨析
阿富汗是我国重要的西部邻国。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是国内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主要观点有:防范“三股势力”、毒品贸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我国安全、防范域外大国通过在阿驻军威胁我国安全、借助阿富汗的地缘优势培育和拓展市场、通过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彰显地区大国的责任担当。文章认为,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巴阿两国开展磋商对话,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内局势趋稳,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避免南亚地区出现大规模动荡,进而确保“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展开,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在阿富汗的一项新的重要利益。笔者认为,为实现此项利益,我国应以外交协调为主,以经济、安全合作为辅,积极主动地斡旋巴阿问题关系向好及解决阿富汗重建和平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从国际政治理论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层面对当前世界总体形势的概括,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作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力量与西方力量之间的对比,正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其中尤以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变化最为关键。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能力及全球影响力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朝野面对这一变化空前焦虑,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把印太地区视为地缘战略重心。2美国明确提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是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与发展构成中心性挑战的是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长期战略竞争。”3
近年来,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已经从东亚-西太平洋地区蔓延到南亚地区,正深刻地改变着南亚地区局势,进而影响到相关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关系,引发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内涵和次序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所谓“利益”,可以理解为需求和关切,一国在制定对别国的外交政策时,首先应明确本国在对方国家的利益是什么,何为首要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并据此确定政策目标,确定所需资源、实施方式及步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背景下,中国应明确在阿富汗的利益是什么,并适时调整对阿政策。
关于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问题,国内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形成了一定共识。
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在阿富汗的首要利益是安全利益,包括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一是认为“三股势力”从外部威胁我国战略安全。赵华胜认为,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4富育红认为,阿富汗国内的“三股势力”威胁着中国国家安全,也是中国政府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安全关切。5二是认为要防范阿富汗毒品贸易的渗透。邵育群提出,作为阿富汗的邻国, 中国与其他邻国一样受到了阿富汗毒品问题的困扰。阿毒品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牵涉到地方经济、社会治安、艾滋病防治等, 对西部省份造成了综合性的危害, 并进而威胁到东部沿海省份的禁毒工作。阿富汗毒品已经出现超越“金三角”毒品危害的势头, 成为中国禁毒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因此, 更加积极地参与有关阿毒品问题的国际合作也符合中国的利益。7三是认为域外大国长期在阿驻军危及我国安全。赵华胜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这使美国在中亚、南亚、西亚的中心地区获得了军事立足点,为美国提供了有力的地缘政治杠杆,可以作用于中、南、西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美国军事存在还从西北方向对中国形成潜在的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一旦出现严重事态,它就会成为对中国战略包围中的一环,是中国战略安全的潜在隐患。8刘利琼认为,中国的阿富汗战略目标应该包括有效化解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西部边陲安全环境所构成的战略压力,中国应警惕和防止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阿富汗局势的不稳定长期屯兵于阿。9钱雪梅也认为阿富汗是各种反华势力比较理想的据点,生活在巴阿边境地区的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力量可能与各种国际反华势力联系,阿富汗可能成为不友好国家制约中国的跳板。10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阿富汗的重要利益是经济利益,即借助阿富汗的地缘优势培育和拓展市场。朱永彪等认为,经济方面的关切是中国参与阿富汗问题博弈的关键缘由,“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与中亚—南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巴阿地区的资源能源开发等经济合作前景不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可以实现经济上的互补与双赢。11黄民兴等认为,阿富汗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原料国和商品市场,阿富汗的重建也可以给中国提供投资空间和工程承包市场。12
第三,有部分学者还提及声望利益,即通过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彰显地区大国的责任担当,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何明认为,如果从中国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真正向一个负责的世界大国迈进的角度来看,必须要面对阿富汗问题。13刘利琼认为,中国的阿富汗战略应该显示出中国承担应有国际责任的正面、积极形象,当前尤其应该强调这一点。14朱永彪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富汗问题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事务不仅有利于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对于创造有利的外交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5
以上观点大致构成了国内学界关于我国在阿富汗利益的判断。笔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使我国在阿利益发生了变化,因此积极协调巴阿两国开展磋商对话,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国内局势趋稳,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展开,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我国在阿富汗的一项新的重要利益。我国对阿政策需据此作出相应调整。为更好地理解我国在阿利益的内涵和次序,在论证这一新的重要利益之前,本文将对我国在阿富汗的传统利益进行评析。
二、对传统利益的评析
(一)非传统安全利益:“三股势力”与毒品威胁?
虽然阿富汗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滋生恐怖主义活动的“温床”,可能对我国西部安全产生“外溢”效应,但笔者并不认同将防范“三股势力”视为中国在阿主要利益的观点。理由如下:其一,尽管阿富汗与我国新疆陆地相连,但共同边界仅92.45公里,16相对易于管控,且阿富汗与新疆实际上是连而不通,狭窄的瓦罕走廊是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汇之地,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人烟稀少,因此境外“三股势力”越界发动大规模袭击的可能性极低。通过长约595公里17的中巴边界或长约3300公里18的中哈、中吉、中塔边界似乎更为可能。目前看来,中国的边界管控成效是相当明显的,已初步实现拒止“三股势力”通过阿富汗威胁我国安全的目标。此外,近年来,恐怖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出现了两点新的变化,一是互联网成为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二是东南亚国家成为暴恐分子和暴恐嫌疑分子非法出入境的突破点,19从而使得阿富汗及中阿边界在我国反恐战略考量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其二,虽然活跃在阿富汗的国际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被视为“三股势力”的境外“种子”,也确实对我国安全构成了威胁,但从长远看,构成更大威胁的境外“种子”隐藏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之中,一些反华势力不断向“三股势力”提供意识形态指导和资金支持等政治操弄,其危害远甚于在阿国际恐怖组织之所为。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在阿富汗的国际恐怖组织对我国安全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宜过分夸大。因此,防范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威胁确是中国在阿的一项重要利益,但难言是首要利益。
此外,阿富汗毒品种植及贸易问题虽然十分严重,但对于我国的影响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2019年我国缴获的毒品中,来自“金三角”地区的毒品达27.3吨,来自以阿富汗为中心的“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则为78.9公斤,甚至还远低于来自南美洲的166.1公斤。20“金三角”地区仍是流入我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地。对于我国而言,对于阿富汗罂粟种植的源头治理固然重要,但涉及替代种植问题,就目前阿富汗国内局势来看,实施起来甚为困难。相较而言,切断阿富汗毒品外运通道似乎更简便可行。笔者认为,目前看来,阿富汗的毒品贸易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直接威胁相对不大,因此还不能被视为我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
(二)传统安全利益:防范美国的军事威胁?
当前,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对手”并进行全方位的“围堵”,企图打断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遏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借机保持在阿大规模驻军,成为阿富汗历届政府的“幕后老板”。特朗普政府的新版阿富汗和南亚战略试图保住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果,并不急于撤军,反而大举增兵。21作为中国的西部邻国,阿富汗有可能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支点危及我国安全,但笔者并不认同将防范美在阿驻军的军事威胁视为中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
这是因为:其一,特朗普政府作出增兵阿富汗的决定且未拟定撤军时间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延长在阿驻军期限,也不能反映出美国将阿富汗打造成日韩之类军事盟国的意愿。从目前美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分析,确保阿富汗塔利班不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是美国的阿富汗战略的主要目标,一旦这一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甚至是暂时满足,美国都会从阿富汗撤军。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议》有关条文即为明证。长期在一个深居内陆、物产匮乏、遥远的山地高原之国大量驻军,并不符合美国主流地缘战略,也是其财力和民意难以长久支撑的,与大英帝国撤离阿富汗类似,美国迟早会从阿富汗撤军,这似乎是海上霸权国的历史宿命。其二,美国在阿富汗一家独大的军事存在确实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包围,但这一态势对我国产生的实质性危害是有限的。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是和平的,远没有恶化到爆发战争的程度。即使中美之间爆发战争,驻阿美军也不会成为进攻主力,阿富汗也不会成为其主要基地,同时受阿富汗乱局的制约,驻阿美军亦不可能全力进攻中国。对我国西部传统安全而言,真正威胁不在阿富汗,而在华盛顿。其三,阿富汗的国情民意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将其打造为长期威胁中国安全的地缘政治支点。一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普什图人民风彪悍,极度崇尚尊严荣誉、平等自由22与独立精神,22 有着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势力统治的深厚传统,这使美国很难将阿富汗打造成军事盟国;二是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安全局势,如塔利班不断壮大、“基地”组织沉渣泛起、“呼罗珊省”兴风作浪、各族各派纷争不止,使得美国难以应对、分身乏术,更无力投入大量资金、人员威胁我国安全。因此,防范美国通过阿富汗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不能被视为中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真正能通过阿富汗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途径是以阿富汗问题为突破口,挑动巴阿关系、印巴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将在本文第三部分重点分析。
(三)经济利益:借助阿富汗的地缘优势培育和拓展市场?
虽然阿富汗号称“亚洲之心”22,是联结南亚、中亚、西亚的十字路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枢纽价值,但笔者认为对中国而言价值却不大。这首先是由阿富汗的地形地势决定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兴都库什山支脉纵贯阿富汗,这使得东西两地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而真正便利的通道是南北方向的,即赫拉特—法拉—坎大哈一线、巴尔赫/昆都士—萨朗山口—喀布尔一线以及东北—西南走向的坎大哈—加兹尼—喀布尔一线。总的来说,阿富汗只是沟通南亚和中亚之间不可或缺的枢纽。而“一带一路”倡议所寻求的互联互通在总体上说是东西走向的,中国通往西亚、波斯湾、地中海的通道可不经阿富汗,而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东北重镇——马什哈德便能实现。同样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也不必经过阿富汗,通过东北—西南走向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便能实现。中阿两国的接壤地区,中方一侧的塔什库尔干县位于帕米尔高原,阿方一侧的巴达赫尚省又是兴都库什山脉海拔最高段,自然条件恶劣,中阿两国直接互联互通的成本巨大。因此对中国而言,阿富汗并不具备地缘枢纽性,发挥阿富汗的地缘经济枢纽作用甚至还谈不上是个现实利益。当然,如果日后阿富汗国内的安全形势能有明显的改善,印巴在阿富汗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阿富汗的地缘经济枢纽性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将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从资源开发方面看,根据前苏联和美国已有的勘察资料,阿富汗有着大量的资源储备,其中铜矿资源约6000万吨,铁矿资源约20多亿吨,稀土资源约100万吨,铝矿资源约450多万吨,石油约1600万吨,天然气约2万亿立方米,此外还有丰富的锂、煤、铀、锡、钨等矿产资源。23但是,阿富汗在油气战略性资源上的储量并不算多且这些勘察估算结果的真实性存疑。美国在阿富汗地质矿产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航空物探。其精度和可信度不足,还不能作为具体的矿床开采的地质依据。24与此同时,当前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和交通条件极大地增加了资源开采、运输的风险与成本。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便利的交通设施,即便阿富汗拥有再多的资源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中国企业在阿投资的艾娜克铜矿项目和阿姆河流域油田项目的长期停工便是例证。
从市场培育方面看,虽然自2002年以来,阿富汗人口增长很快,目前已达3160万人,且青少年占比较高,其中15岁以下人口约1510万,占总人口的47.8%,同时阿富汗对中国商品也有较大的需求。但阿富汗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GDP总量仅为199亿美元,人均GDP仅为630美元,约39.1%的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状态,其恩格尔系数亦比较高,普通家庭用于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到总收入的70%。25笔者认为,阿富汗整体的消费能力不强,市场潜力有限,而且从中阿关系大局出发,中国企业在阿的经济活动要顾及培养其经济自主造血能力,保护其国内工业企业的发展,中国对阿出口商品应着眼于降低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成本,改善其生活条件,而非占领其市场。另外,受制于阿富汗持续恶化的安全形势,中国投资阿富汗战后重建的前景亦不乐观。因此很明显,开发阿富汗的资源和市场也不是中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
(四)声望利益:巩固和扩大国际声望?
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事务可以彰显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伙伴,扩大国际影响。然而,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依然是权力政治,构成一国权力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性的,虽然国际声望作为观念性要素,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依附性是明显的,且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易变性。就其主观性而言,不同国家对同一个国家做同一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如一些国家会认为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维护了其国际声望,但也有一些国家会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失败的,是在不断侵蚀其国际声望;就其易变性而言,一个国家努力构建起来的国际声望也很有可能因某件事情的挫败而迅速坍塌,但这种坍塌对该国的实际国力和权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和权势,该国很快便能重塑其国际声望。比如在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遭遇严重挫败,国家声望一落千丈,无力控制阿富汗局势,不得已放回被其废黜的阿富汗前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穆罕默德重返王位后竟一改之前的亲俄态度,而决定与英国保持稳定协调关系,此后不久,英国又迅速兼并了信德和旁遮普,很显然,英国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声望的坍塌并没有在实质上影响其重塑在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的声望和控制力。这一点或如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论:一国的声望不是由该国在某个特定时刻采取的特定行动的成败来决定的,相反,它是一个国家的品质和行动、功业和败绩、历史记忆和意愿的综合反映。一些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且它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其他强国的承认,那么它们即使遭受了失败或放弃了显赫的地位也不会蒙受声望上的损失。26国际声望是建立在国力基础之上的,声望利益的实现往往产生于实际利益的实现之后,本文并不否认声望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声望利益是中国在阿富汗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利益,但它并不是主要利益。
三、南亚局势的新变化与中国在阿富汗的新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南亚地区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地区。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长期袭扰的南亚局势一直不稳,尤以巴基斯坦、阿富汗为甚。笔者认为,对南亚地区安全形势而言,巴基斯坦是关键国家,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家治理和外部环境的脆弱性决定的,而阿富汗则是核心变量,通过对邻国巴基斯坦发生作用,进而对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
(一)百年大变局下的南亚局势新变化
中美战略竞争具有全球效应,而最先受到波及的是包括南亚国家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作为中国周边的一个重要区域,南亚也是美国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阵地。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南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动荡,不仅可以阻碍“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推进,制约中国走向和经略印度洋的步伐,还能对中国西部安全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南亚有两个潜在的抓手,一个是印度,另一个则是阿富汗。
印度是南亚地区的“超级大国”,印度的崛起与美印关系的提升无疑是南亚局势最重大的变化。1991年6月印度开始推行自由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27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其GDP总量已从1991年的0.27万亿美元跃升至2.719万亿美元(2018年),增长了10倍多,人均GDP也从1991年的350美元跃升为2020美元,增长了近5.8倍。与南亚第二大国巴基斯坦相比,目前印度的GDP总量约是巴基斯坦的8.6倍,人口总数约是巴基斯坦的6倍,28军费开支约是巴基斯坦的7倍。29近年来,莫迪政府大力推进土地和农业改革、金融和税制改革、实施“印度制造”战略30以及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31这些或有可能在印度引发一场系统性的社会革命。尽管这些改革步履蹒跚、阻力重重,但是印度依然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不容小觑。
对印度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为美印关系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印度或可能成为美国在南亚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盟友。在印度快速崛起的同时,美印关系也在日益密切。2005年,美印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意味着美国对印度核国家地位的承认。同年小布什政府宣布要“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主要世界大国”32。此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印度的支持力度,推动印度在南亚扮演领导者角色。32尤其是近年来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制衡中国”成为美国加大向印度提供军事外交支持的政策支点,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在其新版“阿富汗和南亚战略”中突出“拉印抑巴”倾向,33配合印度加大对巴基斯坦的施压力度,并持续向印度提供先进军备和相关技术,34支持印度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以拉拢印度参与其“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目前看来,印度国力的增强和美印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方面将刺激印度在南亚采取更为积极的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也将增进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配合与协作。
巴基斯坦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位于南亚、中亚和中东三大地缘板块的枢纽地带,既是南亚与中亚、中东互通的陆上门户,又是联接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战略通道,还是抑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外溢”的屏障。从国家实力方面看,巴基斯坦是南亚第二大国。虽然巴基斯坦的国土面积占到南亚地区的19%,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占到南亚地区的1/10,军力占到南亚地区的1/5以上份额。35较大的体量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巴基斯坦对于南亚稳定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国家治理方面,巴基斯坦又是比较脆弱的。相对于印度而言,巴基斯坦的经济表现欠佳,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尚未推出之前,巴基斯坦经济增速缓慢,从2009—2013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低于3%的水平,36而2019年巴基斯坦的GDP增长率又降为1.9%,目前巴基斯坦的人均GDP 仅为1590美元,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37由于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教派矛盾、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未得到有效解决,政权更迭在民选政府和军人政府之间摇摆,加之恐怖主义袭击频繁发生,社会治安状况堪忧。仅2018年巴基斯坦境内就发生了262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595人死亡、1030人受伤。36外部环境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在中国、印度、阿富汗、伊朗四个邻国中,巴基斯坦仅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印度的矛盾是长期的系统性的战略矛盾;与伊朗在教派分野、跨界军事行动等方面屡次发生龃龉;与阿富汗之间的矛盾除领土争端38外,还存在普什图人地位、默许或支持恐怖组织和分离组织发动跨界袭击、难民和贸易限制等问题。
美军撤出阿富汗,笔者认为,其未来走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完全放手,任由阿富汗内部势力的争夺,极可能使之再次沦为危及地区安全的策源地;二是在撤军的过程中为巴阿关系改善铺设陷阱,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挑动巴阿两国关系,为巴阿之间的负面张力“赋能”;三是怂恿印度扩大地区霸权,支持印度扩大在阿富汗影响力和实际存在以牵制巴基斯坦,干扰甚至阻止中巴经济走廊取得更大进展,巩固印度在南亚的地位。这三种可能性都将使巴阿关系和整个南亚安全局势更趋不稳。对阿富汗而言,美军撤离显然是急功近利的和不负责任的。在阿富汗近二十年的政治介入和军事存在,美国不仅没有促成阿富汗国内各派势力达成有效的和解框架为实现持久和平打下基础,反而使阿富汗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其对阿富汗各派势力强大影响力的衰减,间接干预有时效果好于直接干预。一如曾经的大英帝国在撤离南亚时,留下了克什米尔和“杜兰线”两个世纪性难题,美国同样可能这么做,势必会给南亚安全带来全局性的消极影响,进而冲击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一旦巴阿关系恶化,阿富汗势必倒向印度,巴基斯坦不仅将失去对印重要的战略纵深,还将重蹈建国初期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覆辙,国内的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势力必将浑水摸鱼,瓦解巴基斯坦的国家统一。对“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而言,这将是灾难性的,不仅严重制约中国走向和经略印度洋的步伐,而且“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极可能黯淡无光。进一步讲,一旦巴基斯坦发生分裂,极可能一如阿富汗沦为恐怖主义势力野蛮生长和扩散的“温床”,其带来的破坏性将远大于阿富汗,将严重冲击南亚地区和我国安全。与此同时,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必将动员更多的资源阻止他国染指南亚及印度洋事务,采取更强硬姿态解决中印边境领土争端。其时,中印边界局势以及我国西部安全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预防上述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我国应未雨绸缪,高度重视巴阿关系,协调推动巴阿两国开展磋商对话,促使双边关系持续向好、国内局势趋稳,为改善巴阿两国国内安全形势,维护南亚和平稳定和保障我国西部安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的顺利展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我国在阿富汗的一项新的主要利益。
(二)巴阿关系向好之于中国的意义
作为南亚最大的邻国,随着国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参与地区与国际事务意愿明显提升,与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截至2018年,作为南亚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已经成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尼泊尔、斯里兰卡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与巴、孟、斯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除印度有所保留外,大多数南亚国家表现出积极对接的态度。中国正成为南亚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资者,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都相应建设或规划了一系列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39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还被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
随着中国在南亚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外交影响力也在显著上升。201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进一步升级为“命运共同体关系”;2013年中国和斯里兰卡升级为“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和马尔代夫建立起“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16年中国和孟加拉国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中国和尼泊尔由“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进与南亚国家的关系,既扩大了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又增强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在南亚经济、外交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在南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也在大幅增加。
笔者认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巴阿关系的改善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海陆交汇之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合作伙伴。40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南亚国家已产生大量合作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从中国喀什出发,经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分三路纵贯巴基斯坦全境,41并经中巴双方同意可向阿富汗延伸。这条走廊对于中巴两国而言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作为“旗舰项目”,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效应。其二,巴阿两国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大国,2018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51万亿人民币,42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430.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43中国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且高度依赖海外能源供应,2019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则分别达70.8%和45.2%。44印度洋上汇集着中国的多数海上贸易通道和能源运输通道,而印度洋紧邻的石化资源富集的海湾国家是中国稳定的能源供应国。为降低安全风险,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有力的陆上支撑。其三,巴阿关系的健康发展关乎中国构建向西开放新格局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事业。坐视巴阿两国深陷经济停滞、人民贫困、社会混乱的困境不符合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不符合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更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45“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46
四、结论
本文认为中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利益有两个,其一是推动巴阿两国关系的改善,巩固南亚的和平稳定,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稳定的地区环境;其二是防止巴阿国内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我国西部安全稳定。次要利益则主要包括防范域外大国的传统安全威胁、维护我国在阿的经济利益、声望利益。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对阿富汗的政策是正确合理的,但也需不断适时调整。
在外交协调方面,目前,2017年启动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外长对话会议已形成机制,应充分发挥外长对话机制的作用,必要时提升该机制的规模和频次;充分发挥中俄美巴四方磋商机制和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的大国协调作用;更多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之心”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多边机制中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形成合力促进巴阿关系良性发展。在经济合作方面,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应更讲战略大局。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向阿富汗延伸,支持阿富汗分享“中巴经济走廊”的机遇和红利,支持喀布尔—白沙瓦、坎大哈—奎达之间的互联互通工程,协助巴阿之间形成紧密经济合作关系;加强与阿富汗在农业和轻工业领域的合作,帮助阿富汗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和轻工业生产能力,增强对阿援助的普惠性和可见性。在安全合作方面,中阿两国在反恐、禁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应加强在情报、技术、器材设备与人员培训方面的合作。总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阿富汗的友好邻邦,在积极主动进行外交协调的同时,还需在经济与安全合作方面坚持审慎稳健路线,厚积有关人才、人脉和经验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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