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美“竞争”

  2021年11月5日至6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重释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全球善治”在上外松江校区图文中心穹顶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致开幕辞，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学术院长黄靖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赵华胜教授和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特聘研究员Bobo Lo分别作主旨发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致闭幕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内国际名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巴基斯坦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等知名智库的近百名海内外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不同形式参会发言讨论。

中国当下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第一，中美之间陷入了一场由美国挑起并试图主导的“竞争”，一场美国不愿合作甚至是反合作的，有对抗性质的“竞争”。

      第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一直说要依规则办事，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最大破坏者——单边主义的本质就是不遵守规则。从小布什开始，到特朗普时期到达了顶峰。现在拜登要回归多边主义，但一些做法比如说阿富汗撤军，成立美英澳三国联盟等等都是单边主义的结果，不仅有悖于现有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连美国自己的同盟体系的规则也没有遵守。世界的霸权国家不遵守国际秩序，必然给在这个秩序中发展的中国带来严峻挑战。

      第三，最重要的就是世界面临大变局。整个世界发展中心不可逆转的从大西洋移到了太平洋，并且形成了由中国引导的第三个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近代史上人类经历过两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第一次是280年前英国主导的，卷入的人口大概是四千万。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和沙俄领导，卷入人口大概4亿人口。现在由中国主导的第三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在亚太地区开展起来，卷入的人口大概是40亿左右。在这样的大浪潮当中，中国责无旁贷地起到了主导作用。这样的大变局当中我们不论是改造还是保持现在的国际秩序，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中美是两个最大的国家，而且在于中美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应该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两种发展模式都成功了，是人类的复音。问题是美国一方拒绝接受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且想要压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想要维持霸权，但是中国要捍卫自己的发展权。现在美国打压中国，挑起两个大国的竞争。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要不要遵守游戏规则，维护国际秩序，推进全球治理？

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国挑起“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与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工业革命以来，先后有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和美国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如果把中国的崛起和这些大国的崛起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最根本的不同点。

      第一，中国没有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以前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有一支能够在全世界作战的军事力量。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指导美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则不然。尽管人民解放军发展迅速，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能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军事力量。

      第二，其他的大国在崛起过程当中都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比如英国挑战西班牙人的国际秩序；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挑战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秩序；苏联当然也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美国自己也在挑战英国人的秩序，只不过因为英美同源，加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与英国站在一边，因此美国的挑战要温和些。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崛起过程当中不但不挑战当下的国际秩序、而且还要加入其中的崛起的大国。所以改革开放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改革使中国能够加入，开放是中国获得了加入的路径。

      毕竟，现在国际秩序三大支柱都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第一个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1971年才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二个是以WTO、OECD组织为核心的经贸秩序。第三个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为核心的金融秩序。坦率说这三个秩序都不是中华共和国建立的，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的。但中国却通过改革开放加入了进来，并在其中获得快速发展。于是导致了三个重大结果。

      第一，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作为第一贸易大国，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习近平主席说，世界好，中国才好。这确实是非常符合中国利益的。

      第二， 造就了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国和平崛起。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但是中国的崛起确实是和平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爱好和平，而是中国崛起的路径决定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是融入式的崛起，而不是挑战式的崛起，因此必须是、也只能是和平的。

      第三，中美两国之间不可逆的相互依赖。所谓中美“脱钩”是政治上炒作的议题，在经济上是伪议题。

      然而，随着中国在这个国际秩序中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这个国际秩序中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匹配（incompatible）也日益凸显。对于这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中美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中国的解决方案就是各美其美没、美美与共，和平共存。但是美国不能接受。美国认为中国这样做不仅威胁到美国的霸权，而且中国的成功意味着除了“华盛顿模式”外，“北京模式”也是一条人类社会走向成功的途径。这就威胁到美国霸权的根本基础。这是美国不能容忍以中国模式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要求把中国变的和美国一样，即“和平演变”。中国当然不可能接受，也是做不到的。

      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方案，于是美国就挑起争斗，企图通过“脱钩”把中国踢出去，进而全面压制中国。这就是美过挑起“竞争”的实质。当然这也造成概念上的混乱。有人说这是新冷战。但这显然不是冷战，因为美苏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抗的，包括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经济上互不往来相互独立，政治上拉帮结派，势不两立，军事结盟准备战争。这才是冷战。

      但今天中国和美国实在同一个世界中博弈，中国并不强调意识形态, 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不输出中国道路，中国只是向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借鉴或者中国的建议。恰恰是美国在强调意识形态，在搞“价值同盟”。其次，中美两国的经济互相依赖。第三，中国“结伴不结盟”，反对政治上针对第三方的拉帮结派。最后，中国不搞对抗，争取合作。事实上，拜登政府也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

中美“竞争”与博弈

      显然，美国想要战胜中国是很困难的，把中国打趴下更不可能。历史表明，美国告别“光荣孤立”全面进入国际政治后，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前两场我们都知道，第一场是和纳粹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是生死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紧接着就是和苏联的第二场斗争，即所谓冷战。这是场胜负之争，争的不是“死活“——双方都是核大国，死活之争只能是都死，是谁胜谁负。现在美国又和中国“竞争”。但这既不是生死之争——中国也是核大国，似乎也谈不上胜负之争，因为中国不搞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美国挑起这个“竞争”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美国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是保守主义大家，视中国为敌，呼吁打压中国。另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约塞夫·耐，是自由主义大家，支持“竞争”，但反对以中国为敌。前者认为，与中国“竞争”的目的是要取得一个“按照美国的规矩、对美国有利的新的力量平衡”(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merica’s term and in America’s favor)。后者认为美国与中国“竞争”要达到的目的是“在美国领导的框架内的美中合作”(US-China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 leadership)。可见，尽管这两个学者在学术和政策主张上势不两立，但他们对于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目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中美之争不是生死之争，也不是胜负之争，而是强弱之争。美国想要要保持美国的强势地位，保持美国的霸权。

      这就导致了美国有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要跟中国合作。确确实实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金融稳定、数据管理、太空发展以至网络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美国都要和中国合作，因为这样做“符合美国和盟友的利益”。但美国却用零和游戏的冷战思维跟中国搞“竞争”。这是中国绝不能接受的。中国之所以不接受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竞争有三个主要的条件。

      第一，竞争双方必须势均力敌。

      第二，竞争双方必须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

      第三，竞争双方必须也应该给竞争的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对大家都有好处才是好的竞争。

      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推出的“竟赢”(outcompete)中国的战略中的四个主要内容，没有一个与“竞争”有关。

      其一，“重振联盟，”企图通过拉帮结派来打压中国。

      其二，捏造、渲染“中国威胁”，目的无非是要拉高“竞争”强度，进而凸显“安全”重要性。因为美国在拉帮结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错位，有巨大矛盾。以日本为例，去年日本对华贸易额是五千多亿美元，与美国的贸易额是2800亿，但日本在国家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所以日本在经济利益上要跟中国交流，但是安全上又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只有把竞争强度拉高，渲染中国威胁，突出安全利益以后，才能说服这些国家牺牲自己经济利益跟着美国走。但问题是美国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美国一方面要跟中国竞争，一方面也要跟中国贸易往来。

      其三，通过“两个抓手、一个扇面”长期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很有对抗性了。两个抓手就是台海和南海，美国在这两个地区制造事端，最大限度地获取台湾和南海的战略价值，已达到阻碍、滞缓中国发展的目的。一个扇面就是印太战略，美国力图打造美印日澳（QUAD）四国机制，形成从日本海到印度洋对中国大范围、大纵深的扇面安全压力。

      其四，搞“小院高墙”，企图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进行精准打压和封锁。

      可见，没这样一个“竟赢”中国的战略，怎么能叫做“竞争”呢？根本就是就是冷战思维的打压和对抗。那么，应该怎样应对化解呢？时间有限，我说三点。

      第一，中美关系现在的状况很难得到改善，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内政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美国两党任何一方得势都不得不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以化解国内的矛盾和纠纷。

      第二，然而，有两个潮流是不可逆的。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格局多极化。在这两个不可逆的大潮中，美国一方面要极力维护自己单极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企图通过保护主义和政治压力维护自己“经济第一”的地位。这是逆潮流而动，也使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有了全球性意义。中国之所以不接受美国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看到这样的“竞争”一定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

      第三，中美“竞争”其实只是表象。在这个表象的下面其实是两个大国整合内部、重新焕发的一场赛跑。因为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最大的挑战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内部。对于拜登来说他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来自于自己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的混乱和分裂。中国现在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问题，中国最大的挑战也来自于国内。中美两国谁能够把国内的事办好，把内部整合好，谁就能够在中美关系当中获得主动权，谁就能引领发展潮流。

      因此，最后还是习总书记的那句话，第一，世界好中国才好，中国真心的希望世界好，因为作为第一贸易大国，只有世界好了，中国才能继续的发展。第二，确实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才能妥善的处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其他的对外关系，才能积极的有效的推动在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而使中国成为无可撼动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