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灵：印度“东进”战略逻辑如何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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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东进”是一个历史过程。以20世纪90年代初为界，前为“被动东进”阶段，后为“主动东进”阶段。所谓“被动东进”主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并非国家政府推动；“主动东进”则是由上而下进行，由政府当局提出并展开。“被动东进”阶段开展的文化传播被“主动东进”阶段的印度领导人视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希望能够从中发掘“印度当代东进”的“软实力”。本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主动东进”阶段，亦可称“当代印度东进”，简称“印度东进”。印度“东进”可以视为一个战略系统，其主体包括构筑与加强南亚区域内的霸权战略、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的演变，以及“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战略。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可以分为一般性逻辑与特殊性逻辑。一般性逻辑是指传统的、较为持久的，也是国家行为体比较有共性的逻辑；特殊性逻辑则是基于时代突变出现的一些战略逻辑，比如2019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不断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呈现出安全化与同盟化的发展态势。客观来看，印度“东进”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何应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太地缘政治变局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而越是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越是要坚持中国外交的灵活度和实事求是原则。

      从地理空间来看，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是印度“东进”的起点。印度“东进”能否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行动，或者说对该地区的经营。换言之，如果南亚地区对印度形成了牵制，印度就很难有精力推进“东进”，比如冷战时期的多次印巴战争，使印度“东进”成为奢望。因此，构筑与加强南亚区域内的霸权是印度“东进”的第一环；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则是印度“东进”的第二环，真正体现了印度“东进”信心的增长和以东南亚为核心；第三环是“自由、开放、繁荣、包容的印太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辐射广度，参与到地区大国共同定义“地缘政治”概念的时代。

      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是印度“东进”的地理基础，印度从未放弃对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影响与控制，战争、制裁、经济一体化等手段齐岀。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印度构筑与加强印度洋及南亚区域内的霸权战略为：“双优先”战略、“净安全提供者”与“第一响应者”。

      第一，“双优先”战略，即“印度优先”与“邻国优先”。尽管“双优先”战略与过去赤裸裸的武力手段或威胁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凸显了印度的地区野心，要求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国家将印度放在外交的优先位置，同时给予南亚国家“邻国优先”的承诺，其本质仍然是要求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国家必须服从于印度所认为的安全利益，即所有南亚国家及部分印度洋国家都必须为印度的安全负责。印度并不避讳宣称，其之所以推进“邻国优先”策略，主要是因为周边邻国对印度而言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性。印度强调：“距离我们最近的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有助于印度，也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该地区在我们的外交努力中得到了最大的关注和重视，未来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这一表述似乎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在实际行动中，“邻国优先”策略却排除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即排除了印度所认为的极其有可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两个国家。其用心显而易见，一切均为巩固和增长印度在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的权力服务。

      当然，印度声称愿意与巴基斯坦发展良好的邻国关系，却将双方未能发展良好关系的责任推给对方，认为任何有意义的对话必须在建设性的氛围中才能实现，巴基斯坦必须去创造这样的氛围。言下之意，印度将巴基斯坦排除在“邻国优先”策略之外是对方的责任。“双优先”策略既排斥部分南亚国家，又不只限于南亚国家，比如印度将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列为“双优先”战略实施国家。在缅甸总统到访印度时，双方对缅甸独立、积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与印度“向东行动”政策及“邻国优先”策略之间的对接和互动表示欢迎。按照印度学者的理解，印度“邻国优先”策略的范围包括“直接周边”与“大周边”。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尽管印度试图通过“双优先”战略向南亚地区及印度洋国家表明印度是地区国家的机遇而非威胁，是朋友与伙伴而非南亚地区的大麻烦制造者，但究其实质，以印度为主导推进的“双优先”战略出于印度构建话语霸权的考量，表面上互动行为体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实质上却是印度在给其周边小国“立规矩”，要求他们必须将印度的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放在首位。印度能够建构这样的话语霸权，说到底还是源于南亚各国之间实力和地位严重的不对等，在很多时候，周边国家即使是面对印度赤裸裸的威胁也只能被动接受，更别说印度还先抛出“邻国优先”的橄榄枝，其中还存在经济利益的关联。鉴于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优越地位，即作为各方竞相拉拢的所谓“摇摆国家”，印度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实施霸权行为以及建构话语霸权的策略为西方国家所接纳 和“理解”，也为印度顺利实施话语霸权策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毕竟在理论话语上，双方都信奉权力至上。

      印度在成功干涉马尔代夫内政之后，结合“邻国优先”与“印度优先”双战略，督促马尔代夫关注印度的关切。新上台的马尔代夫政府对印度承诺实施“印度优先”，印度对此表示欢迎。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双优先”指的是：“双方注意到，印度的‘邻国优先’政策和马尔代夫的‘印度优先’政策是在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照顾敏感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以进一步推动建立一种充满活力、多方面和互利的伙伴关系。”

      第二，“净安全提供者”。印度于20世纪70年代初公开声称，自己命中注定是印度洋的领导力量，而长期以来，囿于自身的经济建设能力，印度领导印度洋的梦想并没有实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印度领导印度洋的雄心日益显露。“净安全提供者”是美国向印度输出的“安全”概念，概念输出者有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即为推进“亚太平衡”战略，提高印度在其地区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2009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声称，“我们期望印度成为一个伙伴及印度洋与周边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美国的概念输出受到印度的热烈欢迎，印度官员对“净安全提供者”津津乐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印度的自尊心与荣誉感。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表示：“印度在寻求承担在印度洋地区稳定的责任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可以成为邻近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

      印度之所以接受该概念，是因为发现它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其在南亚地区乃至印度洋的话语霸权，符合其迫求“有声有色”大国的战略需求。印度学者对“净安全提供者”进行了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它通常是指借助对安全的共同关切，包括应对跨国海盗、灾害等，加强一个以上的国家的相互安全，主要表现为军事能力建设、军事外交、军事援助，以及直接部署军事力量以帮助和稳定局势等四种不同的活动。这样的界定有合理的成分，却极大地偏离了印度政府的心理期望。

      美国和印度政府很清楚提出及接受“净安全提供者”的意图是什么，美国是希望印度能够在平衡中国，甚至是在遏制中国中发挥海洋安全合作伙伴的角色，而印度的真实意图并不在于对付印度洋上的海盗，而在于其在《2015年海洋安全战略报告》中所暗示的应对传统安全，即借此加强印度在印度洋及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甚至认为“在印度的全球复兴中，海洋将是关键的推动者”。

      回归到印度的地区野心，印度并没有避讳：在对国家海洋利益的界定中，除了强调保护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声称要促进印度的海域和海上邻国的和平、稳定、安全以及其他海洋利益，显然印度依然坚持认为其是邻国的“天然保护者”。在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中，尤其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印度看好自己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所有大国均渴望与其发展良好关系。但印度的梦想不止于此，更在于希望从制衡大国转变为领导型大国，这既基于其对自身影响力增长的判断，也是其执着于“净安全提供者”角色的初衷。

      第三，“第一响应者”是印度促进和巩固地区霸权的第三根支柱。“第一响应者”原指在医疗急救服务中首先做出反应者，印度将它作为支撑其领导地位建构的重要概念。印度认为，“第一响应者”正好反映出本国日益增长的能力，以及扮演领导性角色的意识在增加。印度经济的增长、参与双边及多边安全活动的日益增多都为印度塑造“第一响应者”的角色奠定了信心，也使其认为印度在国际秩序中发挥了“第一响应者”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印度在地区与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按照印度自己的解释，其提岀“第一响应者”理念就隐含了地区野心，即在应对国际秩序中的跨国挑战时，以领导者的地位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支持急需援助的较小或能力较弱的国家。印度甚至将自己的地区野心赋予为其他行为体的诉求，认为鉴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印度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建构中的关键角色，人们对印度作为“第一响应者”提供支持来应对危机的期望越来越高。换言之，印度将自己做领导性国家的雄心塑造成外界的需求。

      追求地区权力未必不对，但印度对“第一响应者”理所当然的界定却凸显了其很大的野心，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是在道义的包装下行干涉别国内政之举。印度将1988年干涉马尔代夫内政作为其践行“第一响应者”的成功案例，并将“政权支持”作为“第一响应者”的重要内容。在2018年马尔代夫大选中，印度积极发挥所谓“第一响应者”的作用，连续发布干涉声明，威胁马尔代夫时任总统阿卜杜拉・亚明・阿卜杜尔・加尧姆不要生事，因为亚明支持马尔代夫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

      在阐释难民问题时，印度将支持流亡藏民作为“第一响应者”的内容，潜台词不言而喻，即将干涉中国内政也作为“第一响应者”的一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至今仍然紧握“西藏牌”不放手。当然，印度谋求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的主导权时，想尽办法排除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印度海洋战略学者一直担心中国在印度洋谋划军事基地，印度媒体煞有其事地宣称中国正在讨论在印度洋建设基地的计划。为此，“惊慌失措”的新德里甚至重提建立印度洋和平区的主张，旨在削弱中国对其所谓“战略后院”的侵蚀。

      “双优先”战略、“净安全提供者”与“第一响应者”是印度践行南亚地区乃至印度洋霸权的三根战略支柱，是“东进”的战略逻辑起点。尽管三者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其实均是印度版“门罗主义”的继续演进，只是随着国际政治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印度在追求地区权力方面日益重视道德声望，通过包装不同的概念推行印度的霸权之举。客观上，印度南亚地区霸权战略构成其“东进”战略的第一环：一是在三根战略支柱中，包括了部分东南亚国家；二是印度希望通过对周边的霸权巩固，奠定其“东进”的基础；三是印度的三根战略支柱与其战略系统第二环“东向行动”政策相互交织。可以说，通过南亚地区霸权战略，印度极大地增强了其在南亚乃至印度洋地区处于权力顶端的信心，也有力驱动着印度的政治家以全球政治权力为目标，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比如“东进”。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拉奥政府提出“向东看”政策，这普遍被视为当代印度“东进”的开始。随着苏联的解体，印度外交的“靠山”不复存在，其外交进入迷茫期。印度曾经是苏联盟友，美国对之戒心重重。印度国内的经济未见成效，东亚地区的经济腾飞又让印度艳羡不已。然而，由于与苏联结盟的惯性，印度要做出剧烈的转身运动，颇为不易。“向东看”的“看”体现了当时印度决策者的复杂心态，表明其信心不足与外交试探。所谓“看”，就是一方面告诉外界印度将东方作为外交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观察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反应，但更多地是先“看”，因为该如何做，印度在经济、军事上都没有能力推进。而且，在长时间内，印度深受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荼毒，贻害了其“向东看”政策，比如在缅甸问题上，印度紧紧追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步伐，以居高临下之态对待缅甸的执政当局，阻滞了印度“东进”的步伐。不过，后来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却给予过誉评价：1992年的“向东看”政策不仅是对外经济政策，也表明印度看待世界及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发生了战略转变。这显然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评论。

      2014年，印度外交部长苏什马・斯瓦拉杰在越南河内提出印度拟实施“向东行动”政策。同年，在缅甸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纳伦德拉・莫迪介绍了“向东行动”政策，凸显了印度外交以亚太为方位，将东盟作为“向东行动”政策核心的决心。耐人寻味的是，“向东行动”并非莫迪的原创。早在2011年，出于急切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需要，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建议印度与“东方合作或采取东方行动，不要只是看，要行动起来”。印度解释其“向东行动”政策最初是一项经济倡议，着眼于亚太地区的大周边，现在已经获得了政治、战略和文化层面的发展，包括建立对话与合作的体制机制。尽管有人认为印度“向东行动”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联系以及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将之称为“通向亚洲邻国的桥梁”，但印度政府的话语表达并不像其羨面所宣称的那样，只是为了促进合作，而更多地表现出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意图。印度对待《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印度曾在2018的东亚峰会上公开表示，会继续致力于RCEP谈判。只有承认和包容各方不同的敏感性、雄心和比较优势，RCEP谈判才有可能取得全面和平衡的结果。如果论经济合作，RCEP无疑是印度推进与东南亚深度合作的重要舞台，但在RCEP达成最终协议时，印度决定暂时退出。印度做出这一决定与地缘政治关系不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国内集团利益的反对。但印度这一行为表明，促进与东亚经济合作不可能成为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也很难顺利推进，而其高调宣扬“向东行动”政策的目的更加明显，即旨在推进安全合作，并将地区安全泛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印度拒绝参与东亚地区一体化，经济合作效果并不突出，但“向东行动”政策却受到一些印度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其最成功的外交政策之一。

      相较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是最值得玩味的。美、日、澳的态度和目的比较明确，就是想要在亚太地区建立遏制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海上同盟。印度则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对“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犹豫不决，害怕激怒中国。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印度实际上非常欢迎“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印度总理莫迪高兴地表示：“印度人几千年来转向东方，不仅是为了看太阳升起，也是为了祈祷它的光芒普照整个世界。人类现在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东方，希望看到21世纪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希望，因为世界的命运将深深地受到印太地区发展进程的影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得更直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大陆安全挑战，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将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海洋领域，它塑造了我们如此多的历史。我们阐明了一个繁荣、安全和包容的印度洋地区的新愿景。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实，以及我们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边界，我们重新定义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理位置。” 

      按照莫迪的描述，印度的“印太愿景”包括七大内容：一是印太是自由、开放、包容的地区，既包括地理范围内的国家，也包括其他地区在此拥有利益的国家，不以反对任何国家为目标。莫迪的这一表态很容易被外界误认为印度是在印太问题上支持中国，确实也有人是这么想的：尽管美国不认为中国是印太建设的一部分，但印度不遗余力地强调印太整个地区的包容性。二是以东盟为中心。三是共同的繁荣与安全要求地区国家通过对话，为该地区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共同秩序。四是根据国际法平等地使用海上和空中的共同空间，维护自由航行、商业畅通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五是反对全球化中的保护主义，支持基于规则、开放、平衡和稳定的印太地区贸易环境。六是推进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七是印太地区不应回到过去的大国竞争时代。莫迪的讲话单独从文本来看，几乎无可挑剔，但从印度的实践活动来看，莫迪确实只是在推出印度关于“印太”的主张，所谓“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只不过是印度为了与美日争夺话语权的表达方式。

      从后续的实践活动来看，尤其是美日澳印“四边活动”的加强显示，印度并没有在包容性的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除了提出“包容性”之外，所谓“开放”、“以东盟为中心”等都是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原有内容。在“印太战略”互动下，“以东盟为中心”更像是一种口号，而在实际的合作中,印度与美、日更倾向于大国之间的协调，东盟中心并未得到体现，且这种合作中最重要的是安全合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国防外交正在成为印度在印太地区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方面。

      印度“东进”的一般性战略逻辑植根于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印度的定位，即印度立志要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迄今为止，有关印度崛起的讨论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一些印度人对印度的崛起似乎很乐观，已故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在20世纪90年代预言印度将于2020年成为发达国家，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印度的愿望已经落空。但这并不妨碍印度“东进”的一般性战略逻辑持续发挥作用。以特殊性战略逻辑而言，印度“东进”的策略生成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比如冷战结束之时的外交困惑、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的改变，以及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均对印度“东进”策略的生成与变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管是一般性战略逻辑，还是特殊性战略逻辑，其追求的目标都是国际政治权力。

      着眼于世界大国的地位，是印度“东进”的一般性战略逻辑。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印度追求国际政治权力的效果仍然争论不断。一些学者对印度能否成为国际重要力量持保守看法。就基本条件来看，印度似乎理所当然应成为世界的一极，但其表现总让学者们怀疑这一点。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客观来看，将印度崛起交给时间是合理的，不过在此前，印度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结构得先有改变，不以此为前提，印度的崛起可能很难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者指岀，新生的印度虽然接受了“一个国家”的遗产，但随着独立而泛起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实现。但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印度的崛起梦想不仅没有实现，而且遭遇新的发展危机。这再次证明：印度独立后许多年的政治稳定并没有显示出优越性。民主政治的成长不过是创造了民众必须与之相处的新等级制度和权力中心，并伴随着因紊乱和无效的官僚体制而造成的各种障碍。即便是被誉为“女皇”的英迪拉・甘地也难以使印度政治高效运转。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方面，印度一直未能达到国际社会对它的期待。印度位于印度洋北部，处于欧洲与亚洲的关键地位，其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也常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关于印度是否能崛起的观点分歧很大。有研究者从印度内部的脆弱性寻找阻碍崛起的原因，如高贫困率、严重的经济社会失衡、种姓制度以及固化的政治、经济与政策的失败、殖民历史的影响等，甚至批评印度为实现大国目标过度重视“软实力”，反而阻碍了其实现大国梦想，因为这会导致对“硬实力”的关注不足。有研究者干脆指出，“软实力”只会为大国锦上添花，但不会成就一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只有“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才有可能将印度送上大国顶峰，尤其是在与中国竞争的过程中，不可能只依靠“软实力”胜出。

      印度对自己独立初期的国际地位常常追思不已，特别是“不结盟”运动曾使印度获得类似于领导者的地位，但1971年后印度的这种领导地位逐渐消失。有学者认为，只要印度保持生命力，将会再次对南亚及世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提出“印度模式”，认为它虽然无法评判印度最终能否成功，但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体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色，“印度模式”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以说，印度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主要体现在印度的议会民主制、独辟蹊径的济体制、严重不平等却相对稳定的社会模式等。

      尽管外界对印度追求地区权力以及是否能崛起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这不妨碍印度将追求地区权力，尤其把印太地区权力看作是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它以中国为对象构成了其追求地区权力的一般性战略逻辑背景。在对中国的认识上，印度与西方国家并无本质不同，即都认为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支配亚洲。前者是美国所焦虑与担心的，后者则是印度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地缘战略敌人。这是印美两国地区政策的原始动力，也是支配着印美两国关系走近并协同的重要原因。有印度人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拉拢中国以平衡苏联的做法是引火烧身，造就了中国40年后的军事崛起，成为全面的大国，并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印度人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和平崛起，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问题的制造者，其经常举的例子是中国支持实施恐怖主义的巴基斯坦，支持发展核武器的朝鲜等。

      在追求大国地位的一般性战略逻辑背景下，印度“东进”基础的三根支柱正是基于认识到中国有可能“侵蚀”印度的南亚霸主地位，因此通过所谓“双优先”战略，以化解其战略理解中的“中国对印度的包围”；以“净安全提供 者”的身份凸显印度当之无愧的地区霸主地位，并通过地区海洋安全合作策略掣肘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第一响应者”的角色发择其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干涉作用，试图牢牢把其所谓“南亚邻国”紧控于手。在追求地区权力的一般性战略逻辑下，“向东看”政策也走出了迷茫期，在莫迪政府时期演变为“向东行动”，而这样的行动越来越突出非经济因素。伯特兰・罗素说：“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向东看”政策出台时，印度确实有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到了莫迪政府时期却更多地成为国际政治权力的表演。印度对地区权力的追求在“印太时代”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其通过“印太”地缘政治舞台发现了追求全球权力的国际博弈平台。

      当代印度开始自上而下的“东进”基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苏联的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冷战的结束使印度失去了重心，与苏联的同盟戛然消失，印度该何去何从？印度感到困惑，它习惯了有一个强大盟友做靠山，并借此向西方讨要好处，而这一模式不复存在。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也几乎使印度看不到崛起的前景。而在此前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表现令人羡慕，日本正值经济“崛起”时期，世界在盛传其将取代美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韩国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被誉为“四小龙”，故而东亚对处于困惑中的印度产生了吸引力，“向东看”政策由此产生。“向东看”政策演变为“向东行动”政策，首先是基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改变，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就前者而言，中印共同崛起成为世界的热点话题，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既让印度兴奋，又让其苦恼。兴奋的是，印度似乎从中国身上看到了自己崛起的希望，因为印度也是一个大国，潜力显而易见。苦恼的是，印度不太情愿看到中国的每一步发展，认为中国是其战略竞争对手以及安全威胁的最主要来源。而且，相比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印度均无法与中国匹敌。正因为如此，在痛批印度“向东看”政策毫无进展的前提下，“向东行动”政策出现了。

      就后者而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向东行动”出现的另一个特殊性逻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直在为寻找印度力量而苦恼，他“只求培植起人民的真正内在力量，其他问题自能迎刃而解”。国大党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试图掩盖印度教色彩，而追求印度教特色的人民党几任政府均极其短命。不过莫迪率领的人民党改变了这一状况，印度似乎终于找到了人民真正的内在力量——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铺垫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也颇理成章了。

      “印太战略”出现的特殊逻辑缘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的迅速改变，而印度加快推进“印太战略”的特殊逻辑是始于2019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即安全与军事同盟化是印度长期以来的追求，新冠疫情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越来越多，以中国为博弈目标的“印太时代”也随之到来。在此基础上，印度也推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在与美日澳的话语权争夺中达成了“印太”合作共识。在2017年美日印澳重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之后的第5年，即2021年，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正式构成同盟行为体，而该变化出现的时机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殊的历史事件，即新冠痙情大流行。尽管印度国内疫情严重的程度令人无法想象，但这并不妨碍印度总理莫迪高调表示：“Co­vid-19大流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在这样的机会中，印度试图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在周边邻国中塑造和加强领导者的地位；其二，以疫情为契机，与美日澳一起阻击中国崛起的进程。在这样的战略考虑下，基于“印太战略”的四国同盟行为体正式形成，从民主价值观、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形成共同针对中国的行为规范。

      印度“东进”的具体策略由一般性逻辑与特殊性逻辑共同推进，一般性逻辑起着支配的作用，特殊性逻辑起着补充作用，二者的相互作用促使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不断发生变化。总体来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如下变化：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因素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次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

      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给印度留下了心结。大英帝国曾经的强大让今天的印度心生艳羨，如何重现大英帝国的荣光，将印度洋完全控之于手，使之成为“印度的洋”一直是印度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印度独立后的“被动东进”阶段，如何接替英国在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洋上的军事权力始终是印度的追求。当然，结果是两者都受挫，南亚地区形成了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对峙，而在印度洋上英国最终把军事权力交给了美国人。尽管如此，在冷战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印度在南亚与印度洋地区均表现出普遍排他性的特征，除了对美国军事强权无可奈何。对于其他任何国家在南亚地区以及印度洋的活动，印度都表现得小心翼翼，害怕这些活动影响到其地区霸权地位。不过，随着亚太地区整个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的变化，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从普遍排他性向特定排他性的重要转变，即接纳其他大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同时排斥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以及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

      “向东看”政策在后期明确将中国作为安全目标，推进与东南亚、东亚国家的军事合作。“向东行动”更是以印度版“珍珠链”的形式，大力加强与越南、日本等国的军事合作。“印太战略”的特定排他性更为明显，推动形成了针对中国的同盟行为体一四国合作机制。这种转变更体现在近年来印度在印太地区主动推进印澳日、印澳法、印日意等三角战略关系的形成。

      按照一般的认识逻辑，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等已知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权力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国家的地缘政治权力才会有基础。但这似乎不适用于印度。在国内民生凋敝的时候，印度已经将“东进”的目标转向了安全因素，即在所谓“向东看”政策的第二阶段将国际格局、地缘、安全与经济外交等因素相提并论，而这个时间恰好在21世纪初期,印度的经济表现仍然让其看起来只是拥有巨大潜力而不是现实。其后，印度经济经历了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崛起”，“印度崛起”也成为热门话题，印度的对外安全互动速度加快，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构成美日印澳军事联盟，尽管此举因澳大利亚的退出而搁浅，但为印度外交淡化经济外交色彩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推进美日印三边军事合作，并不断加快与日本、美国双边军事合作，同时也为2017年“四国机制”的重启埋下了伏笔。

      印度“向东行动”与“印太战略”更将追求地区乃至全球权力放在第一位，尽管这些战略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内容，但军事与安全合作却是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合作反而被轻易忽视。这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在经济上，印度不具备“东进”的能力；二是对于东方国家的西进，印度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经商环境。这种局面进一步刺激了印度“东进”从经济思维向追求国际政治权力的跨越式转变，尤其是宣扬“中国威胁论”，能刺激印度对追求大国地位的共鸣，从而忽略了经济“东进”的问题。

      印度曾自诩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不过从其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印度其实并不排斥结盟。从冷战时期的印苏同盟到目前的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印日同盟、印澳同盟、印美同盟与美日印同盟，印度其实一直在寻找并确定安全同盟，只是因为在一般性战略逻辑与特殊性战略逻辑的影响下，有的时候连续性表现得不明显，比如需要更换阵营，或者需要应对国内要求“战略自主”的政治压力等。这种非连续性造成了外界认为的“印度似乎不热衷于结盟”的假象。实际上，21世纪以来，印度一直在追求与地区内外大国的安全同盟，并最终为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同盟化做出了贡献。同盟行为体的形成要求成员的行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排他性，2021年的四国合作机制符合该标准。比如在疫情方面构建同盟，在舆论上与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一起宣扬中国疫情起源传播论、中国责任论，在疫苗供应上与美日澳三国协同构建供应链。“四国机制”设想在印度制造美国疫苗，并在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支持下向印太地区的国家交付疫苗。印度宣称这是一条由信任构建的疫苗供应链，其实质不过是企图在印太地区排除中国经济供应链这一环。针对中国，美日印澳已经形成价值观同盟、技术同盟、规则同盟与军事同盟。

      尽管印度的能力不足以支撑其追求超过南亚次地区的权力目标，但印度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其俨然有一种地区“领导性大国”的气势，而美国在印度的心理建设上发挥了非常突岀的作用。在小布什任总统时期，美国国务卿赖斯宣称，布什政府“愿意帮助印度成为全球大国”。虽然印度未必相信美国的承诺，但其内心未尝没有某种满足感。此后，奥巴马时期建议印度成为印度洋地区“净安全提供者”，实际上是用地缘政治话语向其传达，印度可以在印度洋地区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且不用担心美国的态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若看到今日之时局，必定会有所感慨。他当年抱怨美国总是期望别人去追随他，不给任何国家“袖手旁观”（sit on the fence）留下余地。时至今日，尽管美国未必对印度抱有良好的道德目的，但却以印度感觉舒服的态度行事，在帮助印度成为地区领导国家的心理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未表现出居高临下的评判。美国逐渐让印度意识到在双边互动与地区合作中，印度并不是以付出“战略自主”的代价跟随美国，而是基于伙伴，甚至主导的地位（至少印度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美国也由此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间接加剧了中印两国的矛盾。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印美互动视为印度向美国靠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也在这种互动中建构自己领导者的地位。基于此，印度才能在加强与美国安全战略互动的同时，同样强调“战略自主”。甚至，如果美国能够继续放低身段，印度可能会形成一种自己才是印太地区安全合作最重要的领导者的错觉。当然，造成如今印美之间深度战略互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两国都推崇地缘政治权力，且当前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高度一致。

      从印度“东进”的一般性逻辑、特殊性逻辑及其战略逻辑变迁可以看出，中国在其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从印度“东进”的整体逻辑来看，印度发自内心愿意联合美国制衡中国，甚至是遏制中国。此前，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印度学者批评印度、日本和美国错失良机，在阻碍甚至是延缓中国崛起方面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不管是单个国家，还是共同行动。客观来看，对于美国遏制中国，印度人又爱又惧。爱的是美国如此不遗余力地表现出对中国包围遏制的战略意图，惧的是在包围遏制的地区战略游戏中，印度人有可能会被出卖。因此，在针对中国方面，印度高层都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模糊战略”，在竭力推进地区同盟化的同时，淡化同盟的安全化色彩。不过近年来，印度这种“战略模糊”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东进”难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一，造成中印互信关系的天花板过低。中国并不必然地排斥印度的“东进”战略，实际上中国认为中印可以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实现合作。比如中国欢迎印度参与由东盟主导的RCEP机制，印度却暂时放弃加入该机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印度在经济领域是“东退”而非“东进”。不过更突出的表现是，出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一般性战略逻辑与特殊性逻辑，在追求国际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印度日益将中国视为需要超越和战胜的目标。在“东进”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印度不无为自己创造最佳的地缘政治环境，例如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为自己造势，期冀达到获取某些国家支持的目的，包括武器装备、声援等。尽管印度间或会发表“保持战略自主”的声明，但这只不过是其应对国内政治压力的常规动作，并非让中国不要担心印度是否会与其他国家结盟。印度这样的行为将使中印关系的互信水平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印度说一套做一套的国际政治行为也让中国在实施对印政策方面感到非常棘手，尤其是对印度在海上推进双边、三边、四边同盟行为的疑虑必然随之增加，从而对两国合作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印度推动所谓“中印经济脱钩”以及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对峙，也受到其“东进”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逻辑的推动，必然造成中印政治互信程度特别低。

      第二，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印度可能借势不断向中国施压。一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持续、常态化地发起新的挑衅。在不断“东进”的过程中，印度会从美、日、澳等国接收到共同对付中国的信息，从而判断中国面临被遏制或被封锁的困难，只能对其忍气吞声，不断容忍其在边境地区发起的挑衅。尽管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印度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显然印度并没有吸取教训，因而爆发了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随着印度与美日澳三国不断推进同盟化的进程，可能会加剧其在中印边境地区发起挑衅的决心。二是在涉藏问题上，继续搞政治操弄。印度可能特别紧盯达赖转世问题，试图掌握该问题的主动权或参与权，给西藏制造新问题、新困难。三是在中国台湾、南海问题上与盟友美、日、澳等国保持高度协同，不断推进对中国的挑衅。比如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派官员访问台湾，升级在台机构，支持台湾参加地区组织与国际组织等。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加强与南海争端国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重复“中国威胁论”的老调。即使在所谓“中印关系友好”时期，印度也曾经在这些问题上踩了中国的红线。而随着地区同盟的不断强化，协同干涉或将是新的戏码。

      第三，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及安全造成较为严峻的负面影响。中国认为，自身面对的主要安全战略目标是美国，而非印度。不仅如此，中国努力将印度视为可以争取的合作对象。中印共同崛起曾经是双方达成的愿景，但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却表明印度并不想与中国共同崛起，而是要阻击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替代中国的地位，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尤其是印度提出“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模式、“以人为本”的全球化理念，以及构建全新的产业供应链，却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显示了印度“东进”的真实战略逻辑。因此，在未来，中国不仅要面临东部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也要面临西部的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可能同时陷入与美国和印度对抗的状态。这显然给中国的地缘政治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更为严峻的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印度完全没有能力在经济上“东进”，只会更加极端地寻求安全上的“东进”。因为安全最能吸引眼球，而“中国威胁论”也最能引起地区国家的注意，最能安抚印度浮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印度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推进与中国有“嫌隙”的国家成为“四国机制”的合作伙伴方面会不惜下功夫。

      印度“东进”是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变局中的一环。全力推进印太地区的多边化、同盟化与安全化，争取印度成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棋子，是美国21世纪以来的重要战略路径。尽管美国对印度的能力有所怀疑，不过总体上欢迎和鼓励印度“东进”，因为这有利于补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说:“欢迎印度‘向东看’并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2020年美国反华先锋、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说得更直接：两个“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保护两国乃至自由世界的人民”。

在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中，印度是重要的施动者。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形成之初，印度也是重要的推手，其后澳大利亚退出，印度主动推进美日印三边军事合作机制的实现。在特朗普复活“四国机制”之后，印度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反而迅速实现了与这些国家“求同存异”的战略共通共融，近年来更与美日澳实现了四国合作机制的同盟化。因此，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加剧恶化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印度日益去经济化的“东进”战略逻辑的影响,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味地拉拢印度渐渐失去依据，但在核心利益未遭遇重大挑衅之前，也不应主动挑起干戈。在对印资源投入方面，可以放一放，停一停，作冷处理。即不主动扩大与印度的矛盾面，同时警惕与防止印度利用“东进”的“势”回应中印边界争端。同时，中国在与印度的外交互动中，应坚持整体外交的实事求是与灵活度，一味示强与一味示弱都不可取。这在应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方面也是适用的，即在任何时候都要谨记中国外交的实事求是与灵活度。越是变局的关键时期，越要重视外交的灵活度，这是破解中国地缘政治困局的现实要求。

      比如，对于中国比较反感的“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如果换一个思路，中国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并在此框架下与地区国家构建新的合作倡议，那么中国外交的这种灵活度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毕竟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接受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中国一直排斥它，将自己自动排除在地区“近身”博弈的机会之外，可能会进一步压缩中国外交调适的空间，反而更有利于美日印澳等国在该地区继续塑造“中国威胁”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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