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困境 ——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数百年前西方人发起、推进并主导的全球化，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它的漩涡，如今，这个全球化进程却开始反噬他们自己。于是，西方社会的全球化战略出现了某种调整和收缩的迹象，有人将其称为“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在这里，我尝试将西方发达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即西方文明，援引当代政治文化研究大师英格尔哈特（Ronald F. Inglehart）教授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分析进入后现代的西方文明在新的全球化环境下所面临的特殊困境。

根据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发生了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即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的转变。前者是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者是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超过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的演进并非一套价值取代另一套价值，而是价值排序即优先价值发生了变化。物质主义赋予人身和经济安全以最高优先级，后物质主义一般说来也需要物质主义所推重的一些价值，但它将与人的解放、人的价值实现相关的精神层面的需求置于人身和经济安全等物质层面的需求之上，赋予其最高优先级。英格尔哈特指出，价值观的变迁是沿着两个维度进行的，第一个维度是世俗--理性的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Traditionalto Secular—Rational Values）；第二个维度是后现代社会的维度，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urvival to 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自我表现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内涵相近。四十多来大规模的跟踪调查，包括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wide Value Survey）都证实，发达工业社会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不仅确实存在，且有不断发展扩大的趋势。现代政治文化研究奠基人阿尔蒙德评价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时指出，它“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做出预测的实例之一”。

不过，后物质主义这个名词容易让人望文生义，窄化对其的理解。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价值观的转变带来的是一整套文化变迁（Cultural Evolution），涵盖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全部文化领域。我们看到，正是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使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开始转向（激进）平等主义（或平均主义）、自由选择（或放纵）的个体主义（在个人生活方式领域对自由选择的诉求和宽容）、民粹式的民主主义、准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和权威的解构）、（非/反宗教的）世俗主义、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主义（全球意识或全球主义）、和平主义、生态主义等等。那些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不但政治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其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们淡化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实现精神价值的追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上。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种族或新移民、妇女权利和地位、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离婚、同性恋或LGBT的境况、婚外性行为等）、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公众参与（公共领域、企业、NGO）、世界和平等。与此同时，他们也降低了对权威的敬畏、对安全与秩序的关心，更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族际关系，对其他民族、宗教和生活方式更为宽容，淡漠了家庭观念、宗教观念、国家观念，不太在意民族、国家、种族、宗教、文明之间的界线，失去或降低了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自信、捍卫本土文明的意志。

后物质主义理论创始人英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

     这一整套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当代危机，也使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现代主义和前现代主义的竞争，处于一种特殊的困境。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它无力应对物质主义、现代主义的竞争，后物质主义的物质基础正在被掏空。

西方在物质主义时代的经济扩张，曾使前现代的非西方国家没有招架之力。但是，当西方社会转向后物质主义时代的时候，当初被西方逼入现代化竞技场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现代化亦即物质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普遍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关切，追求以GDP来衡量的发展目标，甚至在低度发展的阶段，出现以金钱拜物教为极端表现的高度物质化的追求、集权式的和竞争式的定向发展、以较低的劳动力、人权和环境成本求发展的局面，这样，在物质发展层面的竞争中，淡化了物质需求和动力的西方后物质主义文明表现乏力。于是全球化进程就开始掏空西方后物质主义的物质基础，结果使后物质主义成为无源之水。

后物质主义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其中之一是“匮乏假设”。按这个假设，人们往往赋予相对短缺的东西以最大的主观价值。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人们往往赋予经济发展、生存安全以最高优先级。而战后西方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福利制度的完善，使人们不再担忧生存安全问题，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人把富足和生存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其价值优先选项转向了更高的精神层面，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现在他们的物质基础出现了问题，那么，奢侈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便失去了基础，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中，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既无能力也缺少意愿应对前现代、反现代势力的进攻和侵蚀，甚至出现两者部分汇流的现象，从而使西方文明的根基受到威胁。

 全球化的数百年中，西方文明一直表现为强势文化，不断向外渗透和扩张。但是，最近几十年形势发生了逆转。一方面，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转向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断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包括各种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宽容与不同程度的认同与推崇；另一方面，部分地受西方文化转变的鼓励，非西方文化包括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表现出更大的自信与进攻性。甚至出现了西方的后现代与非西方的前现代势力和反现代联手夹击现代文化（即西方文明的主流传统）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为敌，但却向前现代文化伸出橄榄枝。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移民潮，使原本外部的文明冲突变成了西方社会内部多元文化的冲突。一种文化必然有其载体，那就是创造和传承这种文化的民族。人类经过数千年以至数万年形成的文化鸿沟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弥平的。虽然西方文化有着很强的包容和同化能力，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传统，但它们都有个限度。如果在短时间内过多的移民进入，文化的溶合就会遭遇消化不良。政治或文化的多元主义也不是无限多元的，其前提是被宽容的各种政治和文化要素必须认同这种多元格局，但当政治多元主义容纳了相当份量的坚定的一元主义的时候，多元主义本身就遇到了挑战。更何况，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的西方精英集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自信和捍卫它的意志，按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可以坦然面对西方文明的慢性自杀或自动退场。在他们看来，这无非是文明的更新、社会的进步，没有什么传统是可以留恋的。而另一些仍然持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却对此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移民带来的秩序和安全问题只是表面的和眼前的问题，长远来说，是西方文明的前途受到了威胁。他们担心的是，西方社会慢性自杀的移民政策、自残的全球化政策、自虐的文化政策如果不调整，西方文明可能重蹈当年罗马文明的命运，在异已民族（古罗马人所称的“蛮族”）的内外夹击（“蛮族人的水平入侵”和“垂直入侵”）中走向衰亡。他们希望西方文明从疲弱萎靡中振作起来，恢复自信。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在波兰的讲话就表达了这种担忧：“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问题在于，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我们是否对自己的价值观抱有信心，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们？我们是否还有对我们公民的足够的尊重，并为此而保卫我们的边境？面对那些想颠覆和破坏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勇气来守卫我们的文明？”由此可见，文化全球化在西方主流社会内部也造成了深刻的分裂。

第三，在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传统宗教正在走向衰退，但它却面对着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复兴的局面，全球主义在迎接民族主义的竞争和挑战中显得处处被动。

民族主义和一神教信仰曾经是西方文明扩张的强大动力，被它征服的一个个庞大帝国如一盘散沙，没有民族意识，缺少凝聚力，不堪一击。但如今攻守易位，在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复兴（在一些地区伴随传统宗教复兴）面前，民族主义衰退、全球意识增长的西方社会难以应付，表现得左支右绌。

对于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衰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权威的全球价值观调查在调查一个国家国民的战争意愿时问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吗？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六次调查中，以西方为主的高收入国家回答“No”的平均为35%，低收入国家为17%。这证明，越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国民为国家而战的意愿越低。

英格尔哈特教授制作的的PPT

其中日本在30多年间大体都在40%以上，加上不置可否的，达到80—90%之间。表示愿意为国而战的只在10%到20%之间。二战后，由于民主制度和高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内部基本实现了和平。而收入低的国家和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其国民的战争意愿普遍比较强。这个数据也可以视为民族意识衰落的指标。尽管西方国家目前仍具有经济、军事和技术上的明显优势，但力量与意志结合才形成竞争力，在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步步进逼面前，民族意识衰退的西方世界表现得非常被动。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制作的表格。其中瑞典回答Yes的比较高，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解释，是因为瑞典修改了法律，重新定义了战争和军队的角色。军队的任务不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援助发展、维和等。

西方文明的困境是什么？它是发达病、文明病，是现代文明综合症。它的问题是现代化的成功和社会的进步造成的。当年西方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它的现代主义表现出力量，也展示了其魅力，从而征服了世界。当其他国家和民族也跟随它开始进入现代主义时代的时候，它又率先进入了后现代文明，从而具有更多老态的、阴柔的、和平的特征，这样一来，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它面临着被征服的威胁：一个是从外部被征服，；一个是从内部被蛀空。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并不一定意味着竞争力，后现代文明尤其如此。

认清了西方文明的实困境，就会明白，特朗普所代表的并非什么“全球化”趋势，更不是“全球化”，而是调整到以物质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化战略，也就是对以往激进的进步主义、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的全球化战略做出有限的回调，以挽救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是美国社会仍然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选择。就如英格尔哈特指出的，后物质主义是自己的掘墓人，它激起了物质主义者的恐慌，形成了“文化的反冲”（ Cultural Backlash ）。

不过，物质主义的文化反冲也面临新一层面的困境：正是严峻的经济形势、文化危机和政治疲弱的局面，使更多的人转向了物质主义，但是，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大趋势难以逆转。物质主义政策如果成功，西方人有了富足和生存安全的保障，则会使更多的人转向后物质主义。似乎使物质主义政策能够持续主导西方的条件，就是物质主义政策的失败。在新兴现代化国家的竞争面前，在前现代和反现代的文化冲击之下，面对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的局面，一脚迈进后物质义时代的西方社会在一段时间里，会在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之间反复调整，经受煎熬。

西方的困境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看到，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学界常出现的将两者的发展状况做错层式的比较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正是西方人退出的领域，不感兴趣的领域，使我们能够乘虚而入，获得了发展的巨大成就。我们的问题是源于受前现代拖累的现代化、不平衡的现代化，而西方的危机是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中的危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势力向物质主义的回调，将使其回到与中国同一竞争的层面上，对中国的外部压力将明显加大。

第二，中国也会并且正在转向后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我们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释放了数亿劳动者的积极性，他们勤奋工作，创造了天文数字的GDP。但是，涵盖了世界上90%以上人口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证明，经济发展导致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中国国民价值观的调查表明，中国人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中国顺利地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这时，发展的动力就会减弱。

其实，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现实。世界价值观调查用来测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中，就包括这样几个问题：“努力使城乡更美丽”，“建设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建设信念高于金钱的社会”，肯定的回答代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我们看最近中共19大文件对美好愿景与主要矛盾的表述，如 “建成----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这里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内容，正是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后物质主义成份的反映。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也会发生。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以后将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曾经在工业不发达的时代嘲笑过西方的环境污染，如今，我们应该在工业化高潮中对未来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