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探索】 欧洲化的研究路径：反思与重构

欧洲化的研究始终是欧洲研究的重点领域，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恒久话题。大多数关于欧洲化的定义都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某个国家采纳欧洲规则和规范的一个过程。因此，针对此研究路径也相继形成了许多相关理论，如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理性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等。这些分析视角大多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研究议程，认为行为体和制度本身都是外生的给定因素，在秉持结果性逻辑的同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大多认为，国家的欧洲化进程的动力来源于加入欧盟所带来的巨大预期收益，国家需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是因为欧盟的制度化约束迫使国家内部进行欧洲化的改造和升级。随着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起，欧洲化进程的研究也因此增添了建构主义的视角。托马斯·里斯认为，建构主义的欧洲化进程研究正式开始的时间是1999年，这一年《欧洲公共政策》杂志推出“欧洲的社会建构”研究专辑，这标志着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正式成为欧洲化进程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几位重要的建构主义学者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克诺特·埃里克·约根森等人共同发表的《欧洲的社会建构》一文认为，在欧洲化进程中，欧盟通过不断推进的社会化和制度化进程，重新塑造了候选国的身份和偏好。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欧洲化进程的研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普遍关心的问题。

现有关于国家欧洲化的解释主要集中讨论为什么国家会接受并采纳欧盟的规范和制度规则，其研究路径主要围绕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理论范式而展开，由此形成了4种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即外部激励模型、制度模型、社会学习模型和身份认同模型。外部激励模型和制度模型属于理性主义研究范畴，在制度模型中也有建构主义的思想，而社会学习模型和身份认同模型则属于建构主义研究范畴。这些理论分析框架都对国家接受并采纳欧盟规范和制度规则的原因进行了逻辑推理和理论解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它们对于国家差异化的欧洲化进程并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一）欧洲化研究的结果性逻辑阶段与外部激励模型

外部激励模型，也称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其对于国家欧洲化进程的解释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秉持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认为国家是“理性人”，总是以效用最大化进行理性计算，因此国家的目标就是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为此，外部刺激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候选国对欧盟为入盟规则的遵约主要是因为成为欧盟成员国所带来的激励收益远远大于顺从欧盟条件所产生的国内成本。国内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机会成本，即可能失去由于采纳和接受非欧盟政治行为体的规则而带来的奖励和回报；二是可能使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福利和权力受损。这样，当入盟所带来的收益高于遵守欧盟规则所付出的成本时，国家内部就会依照欧盟的要求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在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谈判的结果依赖于谈判双方的相对权力。根据外部刺激模型，欧盟被设定为相对权力较大的一方，因此在推行其欧洲化政策的过程中，欧盟通过对申请入盟国的条件设定，强制向申请国和候选国推行其入盟规范和制度，尤其重视新会员国是否将欧盟各项法律转化成为自身的正式法律和规范。这样，条件设定就成为欧盟要求新会员国落实其政策的主要工具性手段之一。因此，欧盟会对遵约的国家施加奖励措施，而对不顺从的国家则实施惩罚措施。外部激励模型认为欧盟条件设定的有效性取决于4个因素，即欧盟规则的确定性、奖励措施实施的规模和速度、条件的可信性以及采纳欧盟规则所付出的成本规模。第一，欧盟规则的确定性是指规则的正式性和明晰性。因此，欧盟规则的合法性越高，且对行为体的行为规定确定越详细，那么此规则的确定性就越高。确定性能够帮助目标行为体确定想要得到奖励而必须完成的任务，此外确定性也能加强目标行为体对欧盟规则的信任度。第二，奖励措施实施的规模和速度主要涉及欧盟对申请国或候选国实施奖励的多寡和时效。欧盟的政策和规则对受奖励国的影响明显大于没有受到奖励的国家。这样，奖励越高，目标国家采纳和实施欧盟规则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时效方面，如果奖励措施间隔的时间越长，那么目标国遵守欧盟规则就越低，同时也越慢。第三，条件的可信性是指欧盟对于遵守欧盟规则的国家承诺将给予回报，而对违反或不遵守欧盟规则的国家则威胁取消奖励措施。因此，如果欧盟不能言行一致地实施其奖励政策，那么欧盟政策和规则的可信性就会受到目标国的质疑。此外，可信性还与欧盟自身的能力相关，如果欧盟对目标国承诺的奖励措施超过欧盟自身能力所及，那么其政策可信性同样也会受到质疑。第四，外部激励模型表明，任何采纳欧盟规则或规范的行为都会对目标国造成一定的国内成本，并假定欧盟规则的接收和采纳都须经过国内政府的贯彻实施。这样，欧盟条件设定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国内政府和否决者的偏好。因此，如果采纳欧盟规则或规范对于目标国国内政府和否决者来说是成本大于收益，那么目标国国内政府和否决者采纳欧盟规则或规范的可能性就小。

然而，外部激励模型是否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模型呢？答案是否定的。从现实经验来看，欧盟对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具有前南斯拉夫历史遗产的国家中，欧盟的外部激励政策塑造的不是这些国家的顺从和遵约，而是坚决抵制，为此塞尔维亚至今都没有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因此，可以说，欧盟的外部激励政策在中东欧国家中的成功与在前南斯拉夫国家中的失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就连支持外部激励模型的弗兰克·施莫芬尼也认为，欧盟的外部激励政策不能在具有前南斯拉夫历史遗产的国家中成功复制，为此提出了历史遗产的解释变量，认为国家的历史遗产能够影响和决定该国对欧盟条件设定的接受和遵约，但遗憾的是施莫芬尼并没有对历史遗产进行逻辑上的理论建构和因果推理，事实上这也正是其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由于外部激励模型始终都强调欧盟方面的作用，强调权力的作用，而忽视对国家内部的分析，因此这也是造成其在解释前南斯拉夫国家时缺陷凸显的症结所在。

（二）欧洲化的“软力量”研究阶段与制度模型的兴起

从制度模型研究欧洲化的理论路径是将欧洲化视为欧盟治理方式中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的制度化过程。强调欧盟的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目标国国内政治的因变量，注重国内采纳欧洲一体化议程的政治过程分析。因此，在将欧洲化视为一种制度化过程的研究议程影响下，大量的研究框架开始研究和测量在欧盟的影响下国家国内制度发展的过程。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确立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欧洲化的概念及其研究视角逐渐变得宽广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成果。事实上，新制度主义本身包含不同的学术流派，各流派对制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如作为规范原理的制度、作为体系平衡者的制度以及作为博弈形式的制度等。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为此将新制度主义范式归结为三大主要理论分支：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理论分支都源于共同的核心假设，即制度是所有政治行为的基础，没有制度就不会存在有组织的政治形态。这是因为制度结构决定谁能够参加到特定的政治场域中，塑造政治行为体的政治策略并影响政治行为体的期望。虽然在核心假设上这三大理论分支具有共同点，但是它们各自的应用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化的研究却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是一种由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机会结构，而国内政治行为体因此也会利用这种机会为自己牟利。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国家的欧洲化进程进行解释时，注重的是这些国家对欧盟一体化制度的选择时机而非国内制度的发展过程，这样该理论对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伴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欠缺的。

在弥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足的基础上，社会学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理论假设，认为人类的行为不仅受到制度的影响，而且还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建构，受到内化的身份认同、价值和规范等社会适当性逻辑的影响。在欧洲化研究方面，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欧洲化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首先，欧盟通过与其他组织或国家进行长期的互动，就有可能导致其他组织或国家模仿欧盟的制度或被欧盟的制度所同化，进而形成新的制度。其次，欧盟的规范、规则或制度必须与国家内部既有的实践、价值和文化系统相匹配，否则欧洲化就难以推进。事实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点与国际关系中规范传播的研究相似，即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匹配程度越高，规范在国内的传播也就越容易。总之，国家行为体为了成为欧盟中具有良好声誉的一员，以此学习并内化欧盟的规范和价值。但是，社会学制度主义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样存在着缺陷。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似，社会学制度主义同样是秉持结构主义思想，是一种静态的分析视角，强调国内政治行为体对制度的采纳是基于“社会适当性”，符合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制度就会被行为体采纳和接收，因此忽视了行为体对制度竞争性的选择过程分析。

如果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注重理性计算路径，社会学制度主义注重的是文化路径，那么历史制度主义就是试图调和这两种理论路径的有益尝试。历史制度主义对此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意思是当某一条路径成为某个政府项目或组织的最初选择时，那么最初选择的路径和政策就会持续影响下去，形成一种惯性趋势。历史制度主义将路径依赖分为理性计算路径和文化路径。选择理性计算路径意味着个体之间的互动都是一种策略性互动，个体寻求最大化实现自身的目标。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起到提供信息、惩处背叛行为等作用，并在互动进程中塑造行为体的期望。而选择文化路径则意味着行为体的行为不完全是策略性的，而且还会受到个体世界观的影响。这一路径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选择依赖于对行动情景的解释而非单纯的工具性计算。个体被认为嵌入在一个制度的世界中，这些制度是由各种符号、规则、教义和惯例等社会因素所构成，当行为体在解释和理解自身所处的行动情景时，制度会起到一种过滤的作用。因此，制度不仅为行为体区分出哪些才是有用的策略性信息，而且塑造着行为体的偏好和身份认同。

在对欧洲化展开分析时，历史制度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强调的是先前的制度惯性和政策粘性，认为成员国的理性、战略性讨价还价和偏好会受到先前制度背景和政策的限制，一旦成员国接受这些制度，在随后的时间中成员国对制度的控制力将会越来越小，制度将成为约束成员国行为及其与欧盟关系的主要力量所在。这就意味着从最初创建制度和制定政策时，成员国就会努力使制度建设有利于自己，因此这也造成了候选国和新加入国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讨价还价和艰难谈判。

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倾向于把制度发展分为制度创造期和制度稳定期，而忽视对制度变化和制度创新的讨论。实质上，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相似，历史制度主义依然秉持一种结构主义视角，强调先前的制度结构对当下的制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对于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和施动性的过程分析，并没有引起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

（三）欧洲化研究的适当性逻辑阶段与社会学习模型

社会学习模型认为国家采纳欧盟的规则，是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是内在适合的并且欧洲化的过程在国内被认为是合法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社会化、说服或者惯习，候选国就会采纳欧盟规则。当然，社会学习模型发挥其作用也是有条件的：一是政策和过程的合法性；二是需要有政策共鸣。当代国际社会中行为体推行其规范和政策的最主要依据是合法性。候选国接受的欧盟规范和政策必须是合法的，不仅规范和政策本身需要合法，而且规范生成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也必须是合法的。因此，如果欧盟单方面强制推行其规范和政策，那么欧盟规范和政策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

在政策共鸣方面，候选国对欧盟特定政策的实施会对其他候选国的学习产生影响，当有候选国对欧盟政策执行成效较差时，其他候选国对此政策的学习和效仿也将会受到消极的影响。此外，候选国对欧盟政策的采纳和执行还会受到国内公众的影响。在回归欧洲的进程中，公众是否支持政府的政策变革将直接影响到该国的欧洲化进程。如果政府采纳的欧盟政策与国内公众的历史认知相抵触，那么该国学习欧盟的规范和政策将会面临较大阻力。

虽然社会学习的概念为欧洲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避免了简单的以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成本收益计算为理论基础，但是持该观点的学者过于强调成功的案例而对失败或停滞的欧洲化尝试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欧洲化的研究，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理论都有涉及。理性主义注重从权力和制度两方面着手，着重强调欧盟的施压作用和制度约束的作用。虽然理性主义的分析模型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东欧表现出巨大成功，但事实上在巴尔干地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起该地区国家的历史怨恨。同时，理性主义简单的“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计算并不能解释在加入欧盟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预期诱导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总是充满热情地朝着欧盟集体身份转变和进化，并呈现一种身份聚合的动力，而有些国家则始终不愿完全实现自我身份的欧洲化转变和进化，反而形成一种身份分离的动力。

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习模型虽然避免了简单的以理性计算为研究出发点，但是社会学习模型和身份认同模型大多涉及的是欧洲化进程中的成功案例，而对诸如塞尔维亚这样延滞的欧洲化进程案例则解释不足。此外，建构主义同理性主义一样，都有着结构主义的思想基础，因此在分析国家之间差异化的欧洲化进程时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从欧盟到欧盟的解释路径。

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现象呢？本文认为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其一，理论创新的单一路径。观察对欧洲化进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理论发展路径是从理性主义转向建构主义。然而，由于理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因此很难深入理解欧洲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过程。当理论路径发展到建构主义时，这样的研究视角并没有被摒弃，反而有所加强。因此，这样的研究视角使理论创新呈现出单一的发展路径，当学者要对国家的欧洲化进程进行研究时，习惯性思维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欧盟如何影响国家的欧洲化进程和身份的转变，而非国家如何拒绝或接受欧盟的要求。这样，几乎大部分关于欧洲化研究的理论创新都是围绕这样的路径和视角进行的。

其二，对欧盟制度的一种傲慢心态。杰弗里・切克尔认为，对于研究欧洲化的学者来说，其研究成果和视角已经远远滞后于对一个真实的文化欧洲化世界的理解。事实上，几乎还没有这样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这种研究状态可以归结为欧洲制度的一种傲慢心态，也就是假设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选择机会的话，它们都会选择成为欧盟国家。因为成功的欧洲化意味着无可争辩的物质和声誉上的巨大收益。当这种制度性的傲慢蔓延到研究欧洲化的学者之中时，就会导致他们大多注重欧盟制度对候选国和成员的影响和社会化，而忽视对国家内部的研究。

其三，自变量创新的缺失。在研究路径把欧盟的制度和规范“神圣化”后，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在研究国家的欧洲化进程以及其身份进化时，我们寻找国家的欧洲化和身份进化的原因（自变量）就会被框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例如，欧盟政治精英的说服战略、议程设置、制度和规范的属性及其传播效果等，这些自变量都是从欧盟的视角看待问题，研究的是国家在欧洲化进程中欧盟的主导作用。这样，对国家的欧洲化以及其身份进化的研究就转变为对欧盟这个单一行为体的研究。因此，对欧盟制度和规范的崇拜很容易会导致我们在自变量创新和理论知识增进方面陷入贫乏。

鉴于以上原因，为了更好地符合当前欧洲化研究趋势，并能对国家间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作出适当解释，本文将国家的欧洲化进程视为一个国家团体身份向国际社会中国家所组成的群体集体身份进化的过程。通过上文研究可以看出，大多数注重身份和欧洲化的研究都注重欧盟层面的政治精英和制度实践如何使候选国被社会化，进而改变它们的最初身份，并进一步改变它们的偏好和利益。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建构主义中社会化的理论框架不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身份建构如何影响国家是否愿意欧洲化的政策选择。除了关于国内宗教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外，其他关于欧洲化的现有研究文献几乎都没有充分探讨国家内部身份进化的差异是如何能拖延或者促进候选国的欧洲化进程。身份进化的过程就如同国家的私有知识上升为共有知识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力的使然。

鉴于传统的欧洲化研究路径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当前研究欧洲化的学者已经将身份认同问题与欧盟候选国的入盟和欧洲化策略研究进行整合，其主要观点是将目标国的欧洲化进程视为创造欧盟身份并认同欧盟的过程。

在社会学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领域，由于西方社会新政治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兴起，同时也出于对社会运动的发展出谋献策的需要，西方学者对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但是，对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视存在一种倾向：即直接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等同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加入，并对集体身份进行泛泛而论的解读。然而，行为体具有多种身份，哪种身份起作用，什么时候起作用，都对行为体的行为有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行为体的身份等同于社会行动。对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将身份认同感的研究从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诸如：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在有些社会运动中比较容易建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运动中则难以建立？对于同样一个社会运动，为什么社会运动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建构在有些国家或情境下能够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或情境下却遭遇失败？因此，对于国家的欧洲化研究议程来说，同样应该将欧洲化作为一项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非欧盟手中的工具概念。欧洲化进程的实质是一国由于自我对欧盟认同的提升使得自我的身份定位朝向欧盟群体成员身份聚合的实践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凸显为一种身份进化的进程。

为此，约翰·奥尔森将欧洲化的研究分为两类：一是从目标国内部进行研究，探讨目标国自身的身份塑造过程对其欧洲化政策选择的影响；二是从欧盟层面进行研究，主要探讨欧盟作为一个外部他者，其政治精英或政治条件设定是如何影响目标国欧洲化进程并使之被社会化。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两种解释路径呢？实质上，这与身份认同本身的形成有关。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国际政治中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内在的自我建构和外部习得两种路径，从内在的自我建构来看，国家群体身份的建构依赖于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即神话、叙述或传统等。通过群体内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群体符号、历史遗产、仪式的建设，这些内在的历史现象才得以生成，也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现象和集体记忆，群体的身份认同才能长久维持和延续。因此，从这个角度研究欧洲化的学者，通常关注目标国国家内部的历史现象和集体记忆是如何影响其欧洲化的政策选择。伊莲娜·苏伯蒂奇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之一。苏伯蒂奇利用社会运动理论中身份聚合和分离理论的分析框架来探讨欧盟候选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并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作为案例比较研究。苏伯蒂奇认为，在把欧洲身份视为广泛共享的社会价值的克罗地亚，欧洲化所带来的短期且不可避免的成本，如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相对于入盟所带来的价值来说是值得的，因此成为欧盟国家胜过国内其他政治因素的考虑。相反，在欧洲理念没有被广泛共享的塞尔维亚，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组织会发现要促成国内横向联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要成功促进欧洲化会伴随着所有的相关成本。

那么是什么造成这两个国家欧洲化进程的差异呢？苏伯蒂奇为此借用了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身份聚合理论，认为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是一种身份聚合的过程，因此迅速遵守了欧盟的要求和标准，但是临近的塞尔维亚由于其身份分离导致其偏离了欧盟候选国的身份标准。苏伯蒂奇认为影响身份聚合或分离的因素主要是：其一，所要推进的观念与既存的价值和规范是否相匹配；其二，替代性身份叙述是否彰显；其三，与将要合作的组织的先前关系是否是积极的。在国内身份塑造对欧洲化进程的影响方面，尤其是对巴尔干半岛国家的研究，蒂娜·伏里堡和佐尔法伊格·里克特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国家的族群身份认同就像一个“过滤装置”，它会排列出国内政府行为影响因素的优先性：是基于理性的成本计算（结果性逻辑），还是基于可接受的身份、价值和实践等社会因素（适当性逻辑）。因此，当他们将这样的理论观点用于分析克罗地亚相对于中东欧国家延滞的欧洲化进程时，他们发现正是由于欧盟将“指控战犯”作为克罗地亚入盟的条件之一，形成与克罗地亚族群身份的冲突，从而使克罗地亚政府在满足欧盟条件方面进行较为缓慢。

如果将欧洲化视为国家的一种身份进化进程，那么国内政治精英也是欧洲化研究议程中的重要途径。政治精英在追求国家身份进化的进程中，会结合自身所在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不断策略性地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共有规范或价值，而忽视或省略在追求相互认同时相矛盾的规范或价值。

对于想要推进身份进化的国内政治精英来说，身份进化是其培植、加强和推进的一个特定的国家身份版本，以此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竞争性的选举目标。要使身份进化得以顺畅进行，要有3个必要的因素：一是国内对于政策成功的期望较高；二是国内抵制力量较小；三是外部观念与国内受众既有的价值和规范相匹配。首先，支持欧盟的政治精英会把国内欧洲化的需要框定为适合社会中已经广泛共享的观念，如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归属欧洲。其次，国内抵制力量被边缘化，诸如我们是其他或非欧洲人这样的宣传和说教被认为是非法的或反爱国主义的。为了充分加强欧洲化进程，政治精英会把任何国内反对他们政策的观念都定性为反欧盟和不爱国的。这样的策略使得这些反对的声音只有极有限的话语空间，因此被逐渐边缘化。再次，为了让可能不受欢迎的外部观念或政策得到国内更多的支持，政治精英会突出欧洲化进程和该国与欧盟的先前关系积极的一面，这样就会引起更多的人支持欧洲化，而国内对于欧洲化政策成功的期望就会更高。

另一方面，阻碍身份进化也可能是国内政治联盟的利益所在。他们通过抵制欧洲化的规则和规范，进而把本国民族共同体定义为与欧盟价值相对立，或把欧洲化的要求视为非法的过程。在这样的机制下，欧洲化使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得以再现，而不是对本国欧盟身份的强调。因此，越是强烈推行欧洲化，抵制欧洲化就越是强烈。身份进化受阻同样也受到3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内对于政策成功的期望较低；二是国内抵制力量较强；三是外部观念与国内受众既有的价值和规范不匹配。如果在国内存在强大且持续性的身份竞争，存在能够被动员起来支持反欧盟政策的多数选民，那么政治精英就会选择身份进化受阻的战略并强调欧盟与国家身份之间相矛盾或不协调的现象，同时极力消解本国与欧盟之间的共有规范。所以抵制力量的身份叙述越多于本国的欧盟身份叙述，越多的国内反对，那么身份进化受阻就会越强烈。在这样的情景下，对于欧洲化的尝试反而会使相对立的国家身份得到加强。在力求阻止身份进化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会依靠一个强大政治联盟的话语空间去促进抵制性身份愿景的发展。这样，反欧洲化的政治精英通过框定、议程设置以及话语实践把当前的欧洲化项目与欧盟较早时期的消极历史关系相联系，同时又将消极的过去与一个不确定和不称心的未来相连，以此突出欧盟的消极身份和合作的劣势，阻止国内受众对欧盟的身份认同。

例如，克罗地亚的国内政治精英比较倾向于公民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后图季曼时期。因此政治精英将欧盟成员资格这一群体身份视为克罗地亚身份进化的主要方向，进而极力推行和叙述各种“亲欧政策”，将国内干扰势力叙述为反民主、反爱国主义并积极逮捕战犯，重新对独立战争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叙述。这些叙述操控使克罗地亚在满足欧盟入盟要求上更加迅速，从而加速克罗地亚的欧洲化进程和入盟进程。相反，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和族群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塞尔维亚从根本上将西方国家视为异类，并在地区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因此，此时的政治精英叙述都是围绕反西方、反欧盟的言论而进行。2000年后，米洛舍维奇虽从政治精英层面被去除，但是其思想影响深远。塞尔维亚的族群民族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科索沃历史、“光荣的”战争历史、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隔阂等意识形态成为整个民族最为基本的共识。因此，无论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民主党抑或是塞尔维亚民主党、塞尔维亚进步党执政，各主要政党都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塞尔维亚欧洲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另一方面，一旦面对战争罪犯、科索沃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时，塞尔维亚决策者都选择认同和坚持本国的历史叙述，如“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我们支持俄罗斯”、“我们没有屠杀行径”、“塞尔维亚应该成为地区领导者”等话语时常出现在各党政治精英的叙述中。这些叙述话语体现的不仅仅是塞尔维亚政治精英挥之不去的族群民族主义倾向，更展现了塞尔维亚内在抵制欧盟的心态。为此，亨利·凯里指出，塞尔维亚政治精英正在经历着一种被迫的、勉强的欧洲化进程。

总之，政治精英会利用既有的“重大故事”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叙述和修饰。政治精英通常会通过各种媒体发表演讲和声明，或发表各种文章、出版书籍、研究报告等方式，表现其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而从既有的“重大故事”中选择性强调或忽略某些故事，以此形成为自身政治合法性进行辩护和修饰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最终融合成为国家叙述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欧洲化研究路径的重构，其方向是将欧洲化视为一种身份认同和身份进化的过程，注重研究与国家身份相关的变量因素，如政治精英、历史叙述和规范接受等，因此欧洲化不再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势”政策，而是入盟候选国的主动选择策略。